|粮食安全问题已经转化为饲料粮安全问题以及肉类产量与价格问题。


文 |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 吴丽华 米粟


民以食为天,粮食关乎国运民生,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,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性,近些年被中央反复强调。
今年以来,新冠肺炎疫情、蝗灾、水灾、干旱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叠加影响之下,粮食安全的问题更是受到广泛关注。目前,世界粮食供求处于什么样的状态,是否存在粮食短缺甚至出现粮食危机,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怎样?
近日,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粮食与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、北京大学中国战略中心执行主任王宏广在他的新书《中国粮食安全:战略与对策》中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,他认为,“吃饱没问题,吃好须进口”,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基本态势。
王宏广教授曾任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副司长,30多年来一直深耕粮食安全研究,诸多研究成果及政策建议被证明非常符合我国国情及农业发展方向。
近日,王宏广接受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采访,针对我国粮食安全具体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,进行了深入分析解读。
在他看来,“中国粮食安全不是没问题,有问题但是能解决,可忧不可怕。”
全球8.4亿人挨饿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在今年这样一个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的特殊年份,粮食安全问题更受关注,一些国际组织甚至发出警告说,全球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,据你研究,真实情况怎样?
王宏广:目前世界粮食安全形势确实比较严峻。
2020年7月13日,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、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《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》显示,2019年全球有近6.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,比2018年增加了1000万人,占世界总人口的8.9%;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导致食物缺乏人数在2020年新增8300万,达到1.3亿;世界饥饿人口数量到2020年将超过8.4亿,占世界总人口的9.8%;联合国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》中提到的零饥饿目标将难以实现。

▲当地时间2017年5月31日,南苏丹,位于南苏丹的巴赫尔阿尔加扎尔北部的帕索,一个由国际救援委员会(IRC)运作的营养中心内一位母亲将自己营养不良的孩子放在吊篮上。图/视觉中国

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,是农业第一出口大国,但是其农业部的数据显示,2018年美国大概有11%的家庭处于“粮食不安全”状态;新冠肺炎疫情期间,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疫情影响了食品安全。此外,印度学者预测,蝗灾较严重的地区粮食将减产30%-50%。
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,目前世界粮食安全形势确实比较严峻,这种情况下,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极端情况引发世界粮食危机的可能性,还是存在的。
“粮食鸿沟”长期存在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你提到联合国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》设定的零饥饿目标将难以实现,长期看世界范围内粮食安全问题处于怎样的态势,存在哪些问题?
王宏广:我们的判断是当今世界存在粮食鸿沟,而且将长期存在。
一方面,在拥有先进技术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发达国家,比如美国,粮食过剩导致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大量闲置,农业补贴负担沉重,粮食增长的动力明显不足,粮食生产体系不稳定;技术先进但自然资源匮乏的发达国家,比如日本,通过大量进口粮食转移本国农业自然资源危机,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短缺问题。
另一方面,中国、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,经济迅速发展,但由于受到人口众多和农业资源紧缺等诸多因素的制约,本国粮食自给问题和压力很大;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粮食仍然不能自给自足,仍然面临粮食生产不足和缺乏足够的粮食进口能力的双重制约。
▲2018年2月1日,在印度高哈蒂郊区,一名男子在田间劳作。图/新华社发
从近60年的世界农业生产状况来看,粮食鸿沟将进一步加大,并将长期存在,主要表现为人均谷物占有量差距、谷物单产水平差距、人均肉类产量差距以及人均粮食消费量差距。
此外,科学技术创新的鸿沟明显,发达国家科技创新加快,与发展中国家技术差距加大。从科学技术水平和发展趋势来看,农业信息技术、生物工程技术、遗传科学等高新技术迅速发展,加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,使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。
填平世界粮食鸿沟,不仅需要技术、政策、投入,还需要人类文明的升华,需要土地、技术、资金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对粮食短缺、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无私、长期的支持与帮助,否则人类彻底告别饥饿难度非常大。
吃好、吃安全、吃科学还是难题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世界粮食局势紧张、存在外忧的情况下,我们自己的粮食安全状况如何,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“手中有粮、心中不慌”?
王宏广: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、农业大国,粮食生产、进口、消费大国。14亿人告别了饥饿的长期困扰,中国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,但并不是完全高枕无忧,也还存在一些问题。
15年前,我们在《中国粮食安全研究》一书中,对中国粮食安全总体判断是“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可忧不可怕”,这一判断仍然符合当前实际。目前,中国口粮自给率达98%以上,谷物基本自给,但这并不能够全面反映粮食安全问题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粮食安全面临的深层次矛盾,原因是中国“吃饱”问题解决以后,粮食安全问题已经转化为饲料粮安全问题以及肉类产量与价格问题。
按播种面积当量计算,2019年我国粮食净进口量折合播种面积近9亿亩,占国内总播种面积的比重约为35%。也就是说,中国14亿人口消费了29亿亩耕地的食物,粮食隐性自给率只有70%,大豆和油料自给率分别仅为15%和30%,中国粮食安全存在较为严重的深层次问题,亟待进行重新认识和引起足够重视,要吃好,中国必须依赖大量进口。
目前的情况是,虽然中国“吃饱”问题已解决,但吃好、吃安全、吃科学依然是难题。在今后一段时期内,随着中国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,以及饲料、工业用粮的持续增加,中国粮食需求量将会进一步增加,供需矛盾将更加明显,粮食将会长期保持弱安全状态。
大量进口大豆,小心美国“卡脖子”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粮食隐性自给率只有70%,大豆和油料自给率分别仅为15%和30%,这种情况一直备受关注,它对我国粮食安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,会否造成人们普遍担心的“卡脖子”?
王宏广:《中国农业展望报告(2020—2029)》展示了2019年我国主要农产品对外依存度,大豆为86.69%,牛奶及制品为33.54%,植物油为28.70%,食糖为21.32%,牛肉为19.93%,羊肉为7.40%,猪肉为4.74%。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饲用豆粕和牧草进口国,2017年豆粕进口占饲用总量的30.9%,牧草进口占国内牧草商品流通量的23.83%。
虽然我国实现了“谷物基本自给、口粮绝对安全”的目标,但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很高,进口来源国集中,极易因气候、经济、外交等变化导致供应链断裂,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,我国粮食安全风险明显加大,容易受制于人。
特别是大豆,自给率仅为15%,对外依存度高的同时,进口来源过于集中,美国、巴西、阿根廷占我国大豆进口量的95%左右,而且美国通过期货等金融手段,基本控制了国际市场上的价格。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的情况下,“粮食战”可能成为美国遏制我国的手段之一。

图/新华社发
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这种潜在风险,我们应如何应对?
王宏广:我国粮食“弱安全”的主要原因是粮食进口多,相当于9亿亩耕地的产量,而进口多的粮食主要是大豆,大豆占进口粮的85%左右,大豆进口来源又主要集中于美国、巴西、阿根廷。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快速增长,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豆产量、种植面积占比的下降,相比1950年,我国大豆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下降了57个百分点、种植面积比重下降了14个百分点,而单产近20年来并没有显著增长。
为了保障粮食安全,建议政府启动“进口大豆替代工程”,使大豆对外依存度下降30个百分点左右。具体来说,实施“进口大豆替代工程”,可以通过增加种植面积、提高单产、推动大豆标准化种植工程等,实现增产大豆1000万吨以上;可以通过发展油菜籽、藜麦、优质牧草、海洋生物替代大豆,减少大豆需求2000万吨以上。
不过同时还要注意,我国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存在玉米与大豆争地的问题,增加大豆种植面积,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挤占玉米种植面积,还会造成粮食总产下降等问题。
所以,在实践中,我们还需要综合平衡好大豆与玉米的关系,防止出现大豆产量上去而玉米产量、粮食总产下降的局面。
推进新一轮农业经济体制改革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我们下大力气保障粮食安全,端牢中国自己饭碗的同时,我国粮食生产成本较高,农民缺乏种粮积极性,年轻人普遍不愿种粮等现象较为明显?在你看来,这些问题如何解决?
王宏广:粮价倒挂已经存在很长时间,中国现在的粮价基本比国外高出40%-70%。在和平年代,我们可以通过购买外国的粮食来减轻国内的土地压力,但是一旦全球粮食危机出现,肯定还得把国内的粮食生产搞上去,甚至不计生产成本地保障粮食安全。

2020年5月26日,“三夏”时节,河南省麦收正酣。图/新华社发


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,必须要提高种粮的积极性,让种粮有利可图,通过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来提高中国粮食的竞争力。
我们现在采取的农机补贴、医疗保障、低收入保障等措施,都是为了增强农业的竞争力,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,但是现有补贴政策只能保证种粮不亏钱,挣钱还有难度,所以现在我们看到,种粮的农民中,50岁以下的都很少。
要解决这些问题,必须要进行新一轮农业经济体制改革,将“土地使用权再分配”转向“农业收益再分配”,通过“土地使用权”较大幅度、较长时间期、较为固定的流转,实现“农业收益再分配”,保障“种粮者”,包括种粮大户、粮食合作社、种粮公司等有收益、有利润,进而保障种粮者的生产积极性。
让种粮有钱挣,让农村青年“回流”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如何实现“农业收益再分配”?
王宏广:我们设想,新一轮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推进“新四化”,即推进农业规模化、标准化、信息化、生态化,加强一二三产业融合,使种粮的低利润、加工、贮藏的中利润和流通、贸易的高利润有机结合、融合,建立健全粮食生产、贮藏、加工、流通、贸易的全产业链,提高全产业链的效益,进而让种粮有利可图。
同时,我们还要结合国家现代化的进程,解决好几亿农民的生产、生活、养老、医疗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,使农村成为青年农民向往的就业与生活的地方。
也就是说,新一轮粮食生产与经营体制机制改革,以提高效益为核心,粮食生产经营向种粮大户、合作社、公司集中,扩大生产规模、实现效益提高。而在这一过程中,雇用的新农民以工人的身份回农村工作,能够获得与在城市工作相当的工资,还住在城市里,这样慢慢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体制,解决年轻人不愿种地的问题。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扩大生产规模,能够保证提高生产效益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吗?
王宏广:我们现在劳均耕种八九亩地,很多地方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一两亩,这种情况肯定挣不了钱,很难养活家庭。但是如果实现规模化经营,一二三产业打通,粮食生产、加工、流通、销售整个链条,种粮主体都可以参与利益分配,效益还是可以期待的。
我认为,衡量新一轮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是否成功,可以通过三点判断。一是看粮食播种面积,如休耕的土地是否恢复种粮、复种指数是否稳步提高;二是看农村打工青年是否“回流”,农村青年“回流”是解决农民“老化”、弱化甚至断代的根本途径,“农民年轻化”应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;三是看现代农业企业是不是“下乡”,大批现代企业“下乡”从事农业、扎根农村、建设农村、耕耘“三产结合”,是有效、彻底解决好农村、农业、农民、农民工问题的关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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